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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究意被冲到什么地方我也无从知道，反正它们会变成化肥施在我们吃的粮食上面。人们总是在吃饭时谈便变，而拉屎时讨论羊串与羊板筋的孰劣孰优却异常兴奋。其实将这件事情以一颗平常心对待，问题便刃而解，大家都可以像我亲眼目睹过的一个同学那样，左手拿手纸，右手拿油条，在厕所里边吃边擦。

　就我所居住的这座宿舍楼的厕所而言，存在着诸多设计上的不合理之处。

　首先，每层楼只有三间厕所，每间厕所仅有四个蹲坑，也就是说，其最大排总量仅可供１２名学生同时使用，而每层楼有５１间宿舍，每间宿舍可容纳６名学生，这１２个蹲坑对３０６名学生来说简直就是僧多粥少，所以每天早晨７∶３０－８∶００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四名学生在里面怡然自得地蹲着，十几个手握卫生纸的学生排在厕所的门外焦急等待那一时刻的到来。每有学生从蹲坑的小单间起身，排在队伍最前面的学生便会疯狂奔至单间外，准备时刻进入，此时也不再顾忌那股奇异的味道。也会有蹲坑的学生在完事之前掏出手机给同宿舍的某个同学打电话：“某某，你赶紧过来吧，我快拉完了，中午别忘了请我吃饭呀！噢，对了，带点儿纸来，我刚才出来得急，忘了。”之所以建造如此之少的坑位，我想可能出于这个原因：宿舍楼始建于１９６０年，那时我国正闹灾荒，没有谁动辄就把肚里仅存的那点儿东西排出去，至少要存五至七天，所以坑位设计多了就是浪费，谁想到，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把我国经济发展得如此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在吃的方面，人们已经适应每天至少大便一次的习惯，由此看来，当初的设计师缺乏放眼未来的眼光。

　其次，每个单间的挡门均无一例外地被拆掉，这样你在里面的所作所为便暴在光天化之下，虽然没有什么丑陋可言，但毕竟属于**范畴，所以每次当我置身其中的时候，总有一种惶惶不安之感。据说这些单间的门原来是存在的，时常有些文采稍好又擅描画的同学在蹲坑的时候会将才华转变成一些图文并茂、内容生动的生理卫生图解置于其上，这些东西被一位来我校视察不幸吃坏肚子的副市长尽收眼底，当即下令，拆除所有的挡门，不给不正之风任何有机可乘之载体。

　再次，蹲坑单间内纸篓的位置有碍观瞻，它总是被摆在蹲坑者的面前，蹲坑者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尽管会竭力不去看它，但还是会在无意中瞥到几眼，极大影响到蹲坑者当天的快乐情绪。我们可以随手将它挪开，置于身后，可大家碍于其不卫生，谁也不去管，只好眼不见心不烦。

　我的２２岁就这样过去，它已一去不复返，成为我生命中永远的悲哀。

　寒假过后，我们来大三的第二学期。学校安排我们到位于昌平的某机厂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参观实习。

　第一周周一清晨，我被一阵嘈杂声吵醒，睁眼一看，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起穿衣，刷牙洗脸，并骂骂咧咧地抱怨着学校的凶残施暴，破坏了大家１０点钟起的惯例，许多同学在半梦半醒之间坐上早班车，飞奔在通往昌平的高速公路上。

　第一天上午的实习内容很简单，由一名刚毕业分配来此的大学生带领我们参观工厂。此人姓张，与我们并无过大年龄差异，而且颇有共同语言，被我们亲切地称呼为：老张。

　中午，老张带我们来到工厂内部饭馆吃饭，饭菜丰盛得有些出乎意料，我和杨、齐思新不仅喝了几瓶啤酒，还了几“万宝路”对此我们受宠若惊。

　我问老张：“我们以后每天都到这儿吃饭吗？”

　老张嘴里嚼着花生米说：“哪有这种好事，咱们以后都得去食堂吃饭，今天特别。”他指着窗外一间破陋的大房子说“就那儿。”

　窗外，一名女职工正把饭盒里的饭菜倒入门口的大缸，一群黑色的飞虫被惊吓得从缸中飞出。

　下午进行了实习分组，我和杨被分配到漆车间，齐思新被分到锻车间。

　我和杨待在车间无事可做，决定去看看其他同学，刚走出漆车间，就见齐思新正推着一辆载砖头的小车艰难地从此经过，我们叫住他，问道：“你推砖干什么？”

　齐思新指着锻车间说：“那帮王八蛋在车间玩牌，叫我出来推砖，真他妈孙子！”

　杨说：“把车扔一边儿，甭管他们！”

　齐思新码了码即将滑落的砖头说：“他们说推不完五车砖就不准我下班！”说完，大吼一声，推起小车向前冲去。

　晚上，齐思新累得酸背痛，早早地躺在上休息，并呻着说：“明天说什么我也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齐思新说他在下班的时候看见若干辆载砖头的卡车正源源不断地驶进工厂。

　第二天，齐思新果然没有去工厂实习。一个星期后，同学中已经没有人出现在工厂了。

　这几天的实习异常枯燥，大家整坐在一间硕大的屋里，从早晨开始，等待中午下工铃声的响起，然后拿着饭盒冲向食堂，抢在那些工程师和工人师傅前面买到午饭。吃过中午饭，大家趴在桌上或倚靠墙壁或站立着睡午觉，直到下班铃声响起，背着书包迅速消失。

　第二周的某天早晨，北京地区大风降温。我在甜蜜的梦乡中被电话铃声吵醒，睁开眼睛看到齐思新正双目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装出极困倦的样子叫他去接电话，他躺在上摇晃着脑袋说：“不去。”

　我只好去接电话，可刚掀开被角，就感觉寒气人，于是又裹紧棉被，躺在里面期待齐思新熬不住或电话铃声自动消失。

　这时，杨从上铺探出脑袋，看见我俩睁着眼睛无动于衷地躺着，说：“你们怎么不接电话？”

　没有人理他，铃声还在继续。

　“，我去接，真他妈懒！”杨凭借整引以为荣的腹肌，没有用手支撑，便以平躺的姿势坐起来，我在下铺感受到从上面传来的剧烈震颤。

　“行了，还是我去接吧！”我及时阻止了杨，因为他每次下之前也不看清楚下面的情况，伸脚就踩，好几次他都是踩着我的脸完成下动作的，而他每次都会在落地平稳后笑着对我说：“哎呀，又没看见。”我十分肯定杨的行为绝非无意，有一次，我知道他要下了，赶紧用手抱住脑袋，可是肚子却成为他下的第一落脚点，当时我刚吃完一大碗面条，正准备睡午觉，这一踩险些酿成我的生命危险。事后杨说：“本来不想踩你肚子的，可你抱什么脑袋呀！”所以，为了免遭空袭之苦，我还是主动去接电话，打电话的人可够有耐的，在我穿好鞋走到电话前的这段时间里，铃声又响了不下十声。

　“喂，找谁？”这是我们接电话的通用方式，如果对方说要找某个同学，我们从声音判断出此人是学生家长的话，就会语气平和地说：“您稍等。”然后把电话递给要找的这个同学，再附上一句：“你老子。”如果要找的这个同学不在宿舍，我们就会在楼道里大喊：“某某，某某！”此时会有一个脑袋从某间宿舍的门口探出，问道：“干吗？”“电话！”“哦。”他会放下手里的牌或一把瓜子，风风火火地跑出来接电话。如果在我们大喊了许久后这个同学依然没有出现，我们就对电话里的人说：“某某不在宿舍。”对方会感激地说：“谢谢你，喊这么大声，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乱，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未到，而学校和机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进行生产实习，还要保证我们的出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出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早出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他们在车上遭受许多北京妇女的白眼儿，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做。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点儿蒜皮而骂得不可开，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双手叉，夹在两腿之间，上半身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双眼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这些高楼大厦就不会拔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每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道或天桥，长发风飞舞，高跟鞋走在水泥路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皮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并不时地伸出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就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

　我们对齿轮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做时，我们就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开始她对我们还很热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生产的齿轮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时去找她，她总是半着脸，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我们只得不再找她，呆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有时，我们会买几包烟，大家围坐一桌，一接一不停地，直到屋里弥漫的烟雾让我们分辨不出彼此。

　终于熬到中午，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拿着饭盒奔向食堂，午饭已成为我们一天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吃过午饭，我们会和工人们在操场上踢一会儿足球，他们采用的是全攻全守式犷型打法，我们惯用稳守反击，经常以柔克刚。

　踢球的时候，工厂的广播站会播放一些工人中间的文学爱好者撰写的散文，播音员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通过吊在树上的大功率喇叭传出来，响彻整座工厂。散文的内容经常先以开门见山的形式描绘春天美景，然后由刚芽的柳条或明媚的阳光联想到工厂自身的发展，继而升华到祖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蓬发展，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每当一篇散文读到画龙点睛之处时，我们就会因为提不起精神而被对手灌入一球。

　一个月的生产实习在百无聊赖中即将结束，校方规定我们在实习过程中写周记，本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可在实习结束的前一天，老师却要求每人必须上五篇周记，否则按旷工处理，于是大家背起书包，纷纷奔赴教室补写周记。 　Ｍ.wXＩanＸＳ.coM